在蒋庆先生影响下，出现了一群具有较为坚定的儒家信念的儒教徒。

例如，张三如果满足了自己的食色需要，也就滋润了他在食色方面的存在。其中的色既可以属于利善，也可以属于美善，要看你是用它来满足修身养性的需要呢，还是用它来满足修心养眼的需要。

事实上，无论是文绉绉的善和正当，还是大白话的好和对，都不只是人们在道德领域才运用的两个术语，而是同时还构成了人们在炫美、信仰、认知、实利等非道德领域也不得不诉诸的两大基准，贯穿于全部人类生活。例如，亚里士多德指出，感性欲望的对象只是表面善，理性意愿的对象才是真实善[⑨]。现在来看如此界定的善恶广义到了怎样一种地步。[19] 西季威克：《伦理学方法》，廖申白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35-136页。同时，在客观概念被赋予了如此奇特的意蕴后，主观概念也被相应地赋予了同样奇特的意蕴，以致倘若一种认知或评判被说成是主观的或缺乏客观性，便意味着它受到了欲望情感等感性因素的干扰，包含着虚假的谬误，只能以特殊偶然的方式适用于某些东西，或是只能以特殊偶然的方式对某些人有效，因而会引发纷争歧见等等。

既然避意味着想要去除，它指向的肯定是恶，不会是善。然而，事情很明显，像那朵花是美的、卡扎菲是个恶棍之类的命题，尽管其中也有是字，却只能说是规范性的评判，并且因此不像那朵花是红的、卡扎菲是个女人的事实性描述那样具有认知上的真假属性。客体是指相关运动、行动或行为所指向的对象(人或其它东西)，此外别无它意，因此不一定等于客观，甚至还可能是主观的。

所谓评判就是将这样的意义表达出来，并且因此没有认知上的真假属性。此外，善恶互动还有第三种形式悖论性交织，限于主题的缘故，本文不拟展开讨论。对应性关联只是善恶互动的一种形式，主要局限在那些在具体属性上正相反对的好坏东西之间（像财富之善与贫穷之恶等），其特征是此消彼长，如影随形。其中一个已经落到实处的措施，便是我字的元价值化：本文的我字（包括上面的在内），统统是泛指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随便哪个人，而不是特指笔者自己，以求把笔者持有的规范性见解与本文分析的规范性案例区分开来。

与之相应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，恶则首先是指有害之坏。比方说，一个又香又甜的大馒头，就不见得对我来说铁定了是一种具体善，因为我在饥肠辘辘的时候会认为它真可爱，在肚儿圆圆的时候会觉得它无所谓，在减肥节食的时候又会发现它太讨厌。

说白了，像所有单身汉都未婚这种据说有绝对真值的分析性命题，不也是废话一句的同义反复吗？ 怎么还有人反过来复过去地瞎分析胡折腾呢？既然如此，把善同义反复地定义为有益之好，有什么不可以？ 头脑比较分析的学者可能指出：摩尔主张善不能定义，本意就是强调善只能同义反复地理解成好，无法再给出进一步的阐释。[⑤] 也就是说，本文不否认吃人对于饥肠辘辘的老虎来说构成了一种善，而只是强调老虎吃人对人来说构成了一种恶。但从元价值视角看，我趋于的还是我想要的贫贱之善，避免的还是我反感的富贵之恶，丝毫谈不上违反人性或犯傻——我自己乐意，你管的着吗？由此可见，将元价值层面的趋善避恶与规范性层面的趋善避恶混为一谈，会造成怎样的麻烦。其次，如果在有益—可欲两位一体的意义上来理解，任何东西对人具有的善恶价值也必然具有主观性——比方说，一个馒头的善恶好坏，除了取决于它本身的营养成分外，就还要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意欲态度。

因此，只有满足了各种需要，人们才能实现各方面的存在。某人由此便对两者形成了某种规范性的立场：意欲德却厌恶色。其次，作为客体的东西是最广义的东西，可以指对人有意义的任何对象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，质料的还是形式的，自然的还是社会的……。规范价值学主要关注它们的价值性一面，旨在运用它们具体评判各种东西对于人们有什么意义。

就算你的评判是真的，它也是主客观的统一，不可能是纯客观的（因为它属于你的主观评判）。于是我们发现，对于人类行为来说，趋善避恶在元价值层面又是废话一句的同义反复：既然人们的动机是满足需要，他们当然会通过从事行为，获得自己想要的好，去除自己反感的坏，以求维系自己的存在，不让它受到任何损害。

于是，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只能叹服古希腊智者派的深刻洞见：人是万物的尺度。其中的色既可以属于利善，也可以属于美善，要看你是用它来满足修身养性的需要呢，还是用它来满足修心养眼的需要。

相反，即便我的评判是假的，它也是主客观的统一，不可能是纯主观的（因为它涉及客观的食品）。[⑩] 罗尔斯：《正义论》，何怀宏等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29页。不然，没有人的意识或意志，它们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星球上？ 主体是指相关运动（movement）、行动（behavior）或行为（action）的从事者或实施者(人或其它东西)，此外别无它意，因此不一定等于主观，甚至不一定包含主观的因素。所以，不要把意欲只理解成理性化的想要，因为就像我基于理性所意欲的东西一样，我基于本能、情感、直觉、想象、下意识所意欲的东西，对我来说也是善的。刚才引用的子曾经曰过便见证了这一点：对人好（hǎo），人就好（hào）。与此对应，主观也不是指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东西，而是指只存在于某些人心中、却不存在于其他人心中的东西。

[22] 当我们说感性现象的时候，意思只是指这些现象能够被感性的心理活动所把握。此外还想澄清一点：尽管直到20世纪西方学界才自觉地把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两门学科区分开来，但这不意味着此前人们就没有触及元伦理学或元价值学的问题了。

[19] 西季威克：《伦理学方法》，廖申白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35-136页。行为失败则意味着：失善遭恶的后果直接构成了对主体的一种惩罚，阻止主体继续从事失败的行为。

[11] 康德：《实践理性批判》，邓晓芒译，杨祖陶校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83页。例如，摩尔和罗斯在他们那两部名著中，虽然起初确实对善和正当概念展开了元伦理层面的语义分析，但接着却不动声色地把某些规范性很强的价值理念从后门偷运进来，宣称知识、快乐、德性、美等属于就其本身而言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善的东西[②]。

相比之下，价值是指任何东西（包括价值在内）对人具有的意义，诸如马儿跑得快太好了，我想得那是相当的傻，你说他善良让我很感动之类。这与好（hǎo）即好（hào）的两位一体可以说是天造一双：一旦发现了某个东西有坏处，有碍于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人们就会形成指向它的想灭意向——亦即认为它讨厌恶心，所谓对人恶（è），人就恶（wù）。不过，这种对立属于所谓诸善冲突的范畴，不能构成把后者排除在善之外的理由。问题在于，不管是谁，如果在自己的行为中不是趋善避恶，而是趋恶避善，他就不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也无法维系自己想要的那种存在。

谁从事了失败的行为，谁会因此受到恶的惩罚。而从赏罚的维度看，行为成功便意味着：得善去恶的后果直接构成了对主体的一种奖赏，鼓励主体继续从事成功的行为。

进一步看，由于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，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属性也是多方面的。至于隐藏其后的深度动机，自然还是同义反复的废话一句：意欲善而讨厌恶。

本文不认为这是一种严格的定义，却把它当成一种有效的解释。失败行为生成的恶本身，则是对主体陷入失败之恶给予的惩罚。

当一个事实与人发生关联，并且呈现出有害的价值时，它就是一个具体恶。人们为什么非得辨别善恶的原因也在这里：谁要是傻兮兮地好坏不分，谁就没法满足自己的需要，结果是活不下去。至于二者的关系则归结为两点：第一，离开了与人的关联，事实本身不会具有价值。当然，这里作为主观态度的想灭也是最广义的想灭，可以指人们以任何方式呈现出来的任何厌恶意向，从实际消灭的动手动脚，到仇视诅咒的动眼动嘴，再到连眼珠都不转过去的动心动念——又叫最高程度的轻蔑。

由此有了物质善、精神善、质料善、形式善、自然善、社会善等客体性的分类：对人有益的物质性好东西，就是物质善，依此类推。类似的说法在当代也屡见不鲜：倘若某种观点、评判或标准是第三人称的、源自旁观者的、不偏不倚的、大家一致同意的，它就是客观的，反之则是主观的[20]。

既然恶是可恶性，人们自然会避免它。  二、善恶即好坏 表面上看，对于善恶这类常见的术语，下个定义应该不难。

毕竟，难道坚持以符合同一律的方式言说，让客观只指客观，普遍只指普遍，必然只指必然，理性只指理性，我们就无法清晰有力地论证有关见解么？倘若只有以违反同一律的方式言说，让客观在随意拉郎配中既指普遍，也指必然，又指理性，我们才能勉为其难地陈述某些观点，它们还有多大意义？不如干脆放弃。事实如果与人有关，它就可能从这种关联中（不是从事实本身中）推出价值。